有一种穷叫“我觉得自己很穷”

首页 > 其他   发布机构: 中欧商业评论  2019-10-15 12:20

贫困就像是一种病毒,不但影响了财务状况,还会影响个体的心理。


撰 文 | 张露瑶 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Startup Genome Ecosystem Ambassador in Shanghai

责 编 | 曹欣蓓

编者按:10月14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结果出炉。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杜弗洛(Esther Duflo)和哈佛大学教授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研究贡献。如何有效地减少贫困是人类发展历程中所面临的最大课题之一。本文通过仿真田野实验,直接测试了心理贫困对于经济决策和平均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贫穷所诱发的心理贫困会无效延长决策时间和降低决策正确率,并且会降低对高期望收益的投资,拥有大格局是脱离贫困的起点。

“贫穷使我面目全非”“贫穷使我质壁分离”“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在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虽然都生养于同一片土地上,富人和穷人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虽同呼吸,然不共命运。当印度首富穆克什(Mukesh Ambani)耗资一亿美元为他的女儿伊莎(Isha Ambani)举办奢侈的婚礼时,在同一个地球上,还有8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里,每天只有不到1.25美元的收入,日日夜夜忍受着饥渴的折磨。

尽管全球范围内已经实施了旨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大规模收入再分配的扶贫实践,但在过去几十年中,许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还在急剧增加。1978年前,中国的收入十分平均,1978年中国城市家庭的基尼系数[1]为0.16,农村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21。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不平等现象急剧上升,到2017年约为0.467。

昨日,三名发展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埃丝特·杜弗洛(Esther Duflo)、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获得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对于贫困的研究意义深远且重大。

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三名经济学家

是什么导致了贫穷?研究文献中常用“拼爹”一词来表示财富的代际传递,以此解释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现象。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图景,曾经收入十分平均,因此这一解释并不适用于中国。

那么,关于贫困的根源,是否有什么新视角,并且更加具备普适性?近期和姜树广以及韦倩两位教授在合作论文中,用田野实验的方法研究发现,贫困也可以源于心理作用。这一视角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示。我们无法决定出生家庭,而天灾人祸导致的贫困,常常在我们的掌控之外,或许意识到负面的心理作用并加以修正,是一个脱贫致富的新思路。

01

心理贫困降低智商?!

《科学》杂志上的一篇关于“贫困阻碍认知功能”的文章启发了我们。该篇文章发现:让穷人思考财务问题会显著降低穷人的认知能力,也就是俗称的“智商”,并且这影响效应程度之大,基本相当于一整晚不睡觉对智商的影响。

要知道,对于上班族而言,即使熬夜晚睡两个小时,第二天上班时,工作效率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连喝几杯咖啡都不能缓解。而整晚不睡觉,对人们的影响更是可想而知。对于已经陷入贫穷的人而言,当让其思考财务问题时,穷人的认知能力会明显弱于非穷人,甚至只有非穷人通宵整晚后,饱受困意折磨的水平。

文章进行了两个在设计和样本上互补的实验来探索心理贫困对认知能力的影响。第一个实验在美国新泽西(New Jersey)的商业中心中随机抽样前来购物的人群。实验组中的穷人和富人被要求思考比较困难的财务问题,对照组中的穷人和富人则思考简单的财务问题。

实验结果显示:在思考困难的财务问题时,穷人出现了认知功能的显著下降。但这一现象在富人身上并未显示。

第二个实验在印度泰米尔(Tamil Nadu)进行。被试样本从种甘蔗的农民中随机抽取。实验分别对收获之前财务问题缠身和甘蔗收获之后财务宽松的农民的认知能力做了检测。

实验结果显示:完成甘蔗收割后农民的认知能力显著高于收获之前的农民。

我们可以看到,贫穷就像是一种病毒,不仅作用于财务,还会对人们的心理造成影响。在思考财务问题时,穷人的智商甚至会出现降低。

这份由引导思考财务问题来激发被试心理贫困的实验设计,为研究贫困对人类认知能力影响的因果关系提供了一个创新的策略。然而,固然智商是发家致富的一个影响因素,目前尚无文献证明,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02

越穷越焦虑,越焦虑越穷

▲  图 1 样本分组及实验设计流程

我们的工作论文首次通过仿真田野实验,直接测试了心理贫困对于经济决策和平均收入的影响。

在仿真田野实验中,我们把贫困生和非贫困生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的被试需要先完成一个与财务问题相关的问卷以激发心理贫困。然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被试被指导完成同样的一系列日常生活中普遍可见的经济决策,并且根据决策的表现被支付激励相容的报酬。

实验结果发现:思虑财务问题所引发的心理贫困,导致贫困生的平均收入显著低于对照组。更严重的是,在选择最优决策正确率降低的情况下,心理贫困还导致了无效率的决策时间的增长,以及问题完成率的降低。但是,此现象不存在于非贫困生中。

越穷越容易陷入焦虑,越焦虑越难以做出正确决策,从而降低收入,导致自身越来越穷,这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  图 2 心理贫困对平均收入的影响

03

开源节流:拥有大格局是脱贫的起点

实验的结果还发现,思虑财务问题所引发的心理贫困,导致贫困生对于高期望收益资产的投资显著低于非贫困生。而对照组中,这一差距则不显著。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有一个阶段,会让我们在某一刻感受到贫困。也许是在校时期,羡慕同桌新买的书包或手机;也许是求职时期,想要租个地段好的舒适房子,却又捉襟见肘,只能勉强在交通便利和房间够大之间二选一;也许是工作以后,休了年假出国玩了一圈,回来后发现花了太多钱,今年的娱乐预算早已见底。

由此,我们可以预见,本研究的结果在现实中会更为放大,也更具有应用性。这也是我们研究的初衷所在。1950年诺贝尔奖得主伯特兰·罗素(Betrand Russell,1872-1970)在他的自传中说到:“有三种热情,单纯而强烈地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求索,以及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当“大数据”、“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互联网加”等先进技术不断投入开发,当我们在应用大数据分析进行尖端学术研究时,也不该忘记赋予其温情的人文关怀。让学术结合实际,揭示人性最深处的需求,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与福利。贫穷作为人们绕不开的话题,它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我们又该如何规避,都是值得思考的课题。

贫穷并不止于财务的贫穷,这更像是一种病毒。当人们手头资金紧缺并需要做相关财务决策时,它还会引发心理上的贫穷。人们会发挥失常,表现得比平日更为低效,做决策更为缓慢,并且更容易让人陷入焦虑的悲观情绪之中。这样的情况在生活中也较为多见。需要租房时,我们常可以看到在电脑前大量浏览租房信息,却始终纠结于房租,迟迟不能下定决心的租客;需要网购新的日用品时,我们周围也会有在手机前不断货比三家,浏览各个卖家信息,纠结于是否有店铺红包和促销力度的买家。

并且,陷入财务贫穷时,穷人会更倾向于省钱。但是我们要明白,“开源和节流”是每一个人发家致富不可或缺的两大手段。荀子在《富国》中论治国之道时说到:“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如果只关注“开源”,纵使不断开发新的收入渠道,若是铺张浪费,也可能入不敷出,成为“月光族”,无法积累财富。相应的,如果过度重视“节流”,而忽视了其背后的机会成本,错失了抓住投资优质资产的机会,也无法实现财富积累的飞跃。

但由于财务贫穷引发的心理贫穷,却会导致人们在开源方面疏忽,并且只注重于节流,想着能省一点是一点。人们可能因为没有必要的节俭,从而失去大的格局,无暇顾及去开发更多赚钱的途径,夸张地说,纵观穷人的一生,可能会出现,“因为省下一百元,而错过一个亿“的遗憾。

最近,哈佛大学作出了关于贫困的新解读。贫困并不只限于某人拥有的财富少,还包括某人所拥有的资源不够用。这种由资源稀缺所而引发的贫困感,并不局限于会因为连交了房租,所以需要勒紧腰带度日的工薪族,甚至连富人也不例外。明明在一线城市中心地段买了新房,有能力支付昂贵的首付,却依然会因为房贷的压力,或是孩子上国际学校的费用而感到力不从心,从而过着“外表金领贵族,实际工地搬砖”的生活。

甚至即使在根本不缺财富的情况下,由于内心无止境的贪欲,依然会引发心理上的贫困感受,做出种种看似荒诞的“节流”举动。无论是法国·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中省钱到极致的葛朗台,或是在中国清代作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抠门鬼严监生在弥留之际:他伸出两个手指,不愿意断气,只因为他害怕两个燃灯浪费灯油。他摊开手、屏住呼吸,直到看见一盏灯熄灭。这些心理上的贫困都会导致决断的低效,以及过度偏执地关注于某一点,从而错过更大的机会。

▲  图 3 心理贫困对于投资决策的影响

我们的实验结果启示为:对于公共政策或者商业产品,若能缓解由于思虑财务问题所产生的心理贫困,引导人们关注更多的扩展收入的机会,或将对于缓解贫困和不平等,满足个人需求,提高人类福利,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对于个人而言,当处在财富相对贫乏的阶段时,既然明白了人们会因为财务贫困引发心理贫困,从而陷入“贫困——焦虑——贫困”的恶性循环,作为个体就要跳出框架,不要因小失大,从而错过高回报率的投资。切记因为心理贫困过犹不及,只记得节流却忘记了开源,而是应该寻找开源和节流之间的最优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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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基尼指数:最早由意大利统计与社会学家Corrado Gini在1912年提出,是指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基尼系数越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国际惯例把0.2以下视为收入绝对平均,0.2-0.3视为收入比较平均;0.3-0.4视为收入相对合理;0.4-0.5视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5以上时,则表示收入悬殊。


图片中的“人设中性”与“被人设”: 原文为“non-priming”与“priming”,“被人设”指通过财务问题相关的问卷以激发心理贫困,被人设为了一个穷人(一个需要去担心财务问题的人),“人设中性”则指未被设定。


图片中***:代表结果非常显著,p值小于0.001。即,结果错误的概率小于0.001。

关于样本数据:我们于2018年6月使用z-Tree在中国浙江财经大学计算机实验室进行了实验(Fischbacher,2007)。共有10场实验,201位参与者(平均年龄=20.4岁;共有136位女性)。每场实验持续约50分钟。每位参加者可获得5元人民币的参与费。平均而言,受试者最终获得了65.6元人民币(约合10美元)的收入。收入是由不知道实验内容的行政人员通过支付宝私下支付的。

为了确保样本中包括来自贫困和非贫困家庭的足够样本量的被试,我们在同一所大学 的两个学生库中进行招募:(1)正式注册的贫困学生,样本总数为451;(2)通过在校园分发传单招募的200名候选人。我们的最终样本包括通过短信从前者招募的76个被试和从后者随机抽取并显示的125个被试。

根据《浙江财经大学贫困学生鉴定程序》,要注册为贫困学生,必须符合鉴定标准,并提供证明材料,然后由有关部门进行评估。符合标准的学生主要包括那些月收入低于最低社会保障标准的150%的学生。

原文链接: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44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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