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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蓝军思维样本
2018年05月刊 业界视野

2018年4月初,华为蓝军部长潘少钦撰文“批判”了华为领军人物任正非的“10宗罪”,一些评论认为,作为华为的一个部门,将几乎被外界神话了的任正非的“阿喀琉斯之踵”揭示出来,又公之于众,有自我炒作之嫌。其实不然,早在我国的唐代,就有一部旷世奇书《反经》(又称《长短经》)力主这样的蓝军思维,提醒人们对任何人和事都不能“只知其正,不知其反”,唯有如此,才能走向卓越。。

不设蓝军的蓝军思维

史有《资治通鉴》人所共知,但许多人不知道,还有一本《反经》为唐宋以来为官为政必修的参考书。作者赵蕤是唐代杰出的道家与纵横家,与李白并称为唐“蜀中二杰”,有“赵蕤术数、李白文章”之誉。按照当代的语言来说,赵蕤术数就是蓝军思维。《反经》打破时空界限,鸟瞰上至尧舜、下至隋唐的历史全貌,指出任何圣贤无论其制度设计如何经典,终究不能避免实施过程中的负作用,不失为蓝军思维的滥觞。

《反经》一书的整个着眼点全在这个“反”字上,“反经”即为经之反,可以称之为“反之经”。只不过这并非想把圣贤们的经典推翻,也不是专门唱反调,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揭露各种伪相,以便将圣贤们的经典落实得更好。

这就像华为的蓝军部长潘少钦“批判”任正非“10宗罪”并非想取而代之,而是为了让华为更好地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当然,赵蕤不是官方的蓝军部长;作为体制外的人物,也无力组织蓝军。不过这并非没有“蓝军”的存在,在有着丰富积淀的历史资料中不乏反面案例,都可以拿来作为《反经》的佐证。况且,《反经》中蓝军思维并非离经叛道,按照阴阳相生的逻辑,有阴一定有阳,有阳一定有阴。

概括说来,念好管理之“经”,无非是对仁、义、礼、乐、名、法、刑、赏的实施。《反经》认为“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如果说皆有其反,则为反仁、反义、反礼、反乐、反名、反法、反刑、反赏这样的蓝军思维。比如“反法”不仅不是无视法律法规的存在,反而对法律法规似乎烂熟于心,以至于能够发现其中相互抵牾之处,利用其中的漏洞以售其奸。《反经》将“反法”的伎俩称之为“乖名分”,揭示了有人在做坏事之前先研究法律的漏洞,做了坏事又不触犯法规,法律也拿他没办法的现象。奸险谲诈之徒就是这样产生的,他们仰仗的就是“依法办事”。由此来理解“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就不难看出法制的“副作用”了。

强调蓝军思维而不设蓝军,也是由管理的特点决定的。一个系统内部的管理与战争状态或者市场竞争不同,没有固定不变的对手。然而这并不表明管理中的对手不存在,《反经》指出:“理国之要,以仁义赏罚,此其大略也。然而用失其宜,反以为害”。意思是治理国家就是仁义和赏罚,这就是根本,如果失度就会造成损害。由此可以看出,对手就是自己,是执行中的“失其宜”。这对于那些信奉管理“真经”的企业家无疑是一种警示,如果人力资源政策只有单向推行,没有系统的反馈、优化和修正,往往事与愿违。正确的做法是避免被“真经”忽悠,念好“反经”,自我树敌。正如任正非所说:企业成长“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合适的路线,总是在左与右、激进与保守之间、稳定与变革之间来回摆动,在尝试错误中不断修正航向。”

理想境界是“化蓝为友”

的确,《反经》是围绕权谋政治和知人善任这两个重心而展开的;然而所谓权谋又是指在知人善任的用人过程中兼听则明。为了更好地合作,其理想境界当然是“化蓝为友”。

在《反经》看来,老子所谓“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指的就是用人。因为管理者的无事、无为,只能以被管理者的人尽其才、各尽所能为基础。而之所以出现蓝军,与管理者的用人标准的变化以及被管理者的“竞争上岗”有关。《反经》举的一个例子是:“君以世俗之所举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是以世乱愈甚。”其中的要害是以世俗之所“举”、“毁”为贤智的标准,缺乏蓝军思维。不仅让真正的贤智人才难以脱颖而出,而且容易引发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这时候坚持蓝军思维当然不是“选边站”,而应当致力于消除世俗之所举、所毁中可能存在的弊端。

即使管理者的用人标准没有错,而且符合当时的实际,也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还存在着一个“时间蓝军”的颠覆。也就是说,拟定一个办法,处理一个案件,拿出一个法规来,针对目前的毛病即使很有针对性,但经过几年,甚至经过几个月以后,就有可能变成坏的条条框框。因为任何用人标准、奖惩制度都有其两面性,只不过在特定时段内对它们的执行更有利。

随着形势的变化,其弊端就会被逐步放大。这就要求管理者去除惰性,使得用人标准和相关制度能够与时俱进。从这个意义上讲,《反经》中有不断改革的内涵,因此可以将“反经”理解成“改革经”,即自我改革、自我颠覆。只不过这同样需要“化蓝为友”,避免改革前改革后的相互否定。

由此可以看出,将企业内部管理的蓝军思维“化蓝为友”,有助于团队和谐与优秀文化的传承,形成和提升核心竞争力。既然企业内部的互为蓝军多出于立场、角度的不同,那就需要管理者善于平衡,使其相互包容。

《反经》引用晏子的话告诉我们:“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称之为“反忠孝”。意思是说,一个好的臣子,固然应当对上司忠心,然而忠心的过分了,就变成专权,那就不是忠了;当儿子的孝敬父母是好事,但是如果只突出自己一个人的孝顺,把其他兄弟姐妹都压下去,那就是不孝。当然,这里的化蓝为友不是一团和气,而是要形成合力,以便实现“内圣外王”的效果。因为企业员工个人的进退除了取决于内部竞争,更取决于企业整体上能否于竞争对手环立状态中在市场立足与发展。

……

作者:张华强

作者系高级政工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终身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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