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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雅工场观点:中国人口红利走下坡路,改革用工制度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
2016-03-28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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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北三环路中段的一家饭店,宽松的管理氛围令人印象深刻:为保证员工休息,店家把晚间营业时间设为5点以后,早到的顾客需耐心等待;服务员个个神情轻松,工作之余,或与顾客神侃两句,或随店内音乐哼唱几声。

笔者注意到,在店门口的招聘告示上,店家承诺“以实现员工权益为企业发展基础”。店家说:“你对员工不好,人家随时跳槽。”一家饭店的“用人经”,折射出当今中国劳务市场的深刻变化。

统计数据表明,2001年至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从10834元提高到36539元,年均名义增速为14.6%,年均实际增速为12.4%。

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资源,这种变化,固然会给某些企业带来额外成本,增加经营难度,长期看来却可能是中国实现产业升级、集约增长和“人本”管理的进步推手。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依靠廉价资本要素,或许能实现量化扩张于一时,却可能导致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个民族失去技术和管理创新的动力,错过产业优化升级、经济腾飞的战略机遇。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经历深度调整,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出口替代内需”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单纯的“人口红利”已经无法支撑经济持续增长。

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本身的存续也是个问题,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超过15岁不满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较前一年减少345万人,占人口比重为69.2%,较前一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认为,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抚养负担的增加,标志着“人口红利”正走向下坡路,这会在许多方面产生效应。

这些效应既可能包括出口部门成本上升,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上升,某些行业经营困难;也可能迫使中国经济朝着资本、技术密集型方向升级;还可能导致老龄化加速,财政体系压力增大等等。

上述可能的变化,客观上要求中国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要相应启动收入分配、用工制度和劳动保障等领域的改革。

发达国家的过往经验表明,若发展战略运用得当,则用工成本提高,劳动者境遇改善,有利于强化市场竞争,倒逼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促使新技术、新行业兴起;也有利于促进公平和谐的劳资关系,进而拉动内需,为城镇化提供可能性。这无疑有利于促使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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