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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用工面临的四大挑战
2015-07-07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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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近期表示,中国制造业已下滑到改革开放30年的最低谷。并作出了大胆的预判:到2015年中国制造业将会面临全面解体。这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却真实道出了中国制造业目前正面临着巨大危机。

郎咸平指出,我国将制造业的3大环节--研发设计、渠道物流、以及关键的零配件让给欧美,失去了控制制造业的定价权,而失去定价权后,必将产生制造业危机。而另一方面,繁重的税、费,企业资金断裂以及企业生产成本的大幅上涨,更让制造业的发展雪上加霜。此外,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国进民退”,政府行政干预性强导致大量资源错配、产能过剩,制造业投资营商环境正进一步恶化。

目前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市场需求不稳、用工成本上升、劳动力短缺、汇率波动、转型阵痛以及降低派遣用工比例至10%以内六个主要方面的挑战。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于2014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明确了劳务派遣的用工比例不超过10%的红线,并要求在两年内逐步降至规定比例。紧接着,各地各级人社部门陆续向辖区内用工单位发出了文件,要求所有使用被派遣劳动者数量超过其用工总量10%的用工单位向相应人社部门提交调整备案方案与相关资料。根据数据显示,除了国企和事业单位外,制造业使用劳务派遣比例的情况也较为普遍且比例较高。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长、珠三角大型外资、民营制造业企业。制造业普遍使用劳务派遣工比例都超过40%,某些企业使用劳务派遣的比例甚至超过80%。对于这些制造业用工大户来说,派遣比例调整的任务较重。而制造业企业接下来如何调整用工模式,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用工的合规性。

文本主要围绕制造业用工方面展开分析,将中国制造业用工所面临的五大挑战一一展现,以供制造业企业负责人、人力资源和生产部门负责人更好地把握制造业用工的走向。为当前形势下,企业用工模式的调整提供有益的参考。

挑战一:招工难 用工荒

自2010年始,我国沿海地区和内地均出现严重的“用工荒”现象。各行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深受招工难的困扰,媒体头条出现“招工难”的频次不断飙升。广州市社科院2014年发布的广州经济蓝皮书显示,69%的企业面临“用工荒”,企业招聘计划规模连续下降。除了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长三角及内地一些二三线城市的用工情况也不容乐观。

从劳动力供给角度看,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区域生活成本上升,外地务工人员返乡务农、产业转移等加大了人力资源供给缺口。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减少了345万人。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出现了相当长时期以来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至少在2030年以前,会稳步、逐步有所减少。伴随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也呈逐年下降趋势。劳动参与率由2005年的76.0%降到2011年的70.8%,更加大了劳动力供给的缺口。

其次,区域生活成本上升和产业转移,导致外来务工人员流动减弱,也是造成拉动力供给短缺的重要因素。根据中国领先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英格玛人力资源集团研究发展中心的调研数据显示,与2011年相比,2013年蓝领的生活满意度有所下降,生活成本上升是主要原因,其中房屋租金和基本生活开支有大幅度上升。而蓝领对于薪资的期望上涨了62%。生活成本的上升,导致了蓝领外出务工的意愿不断下降。而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制造型企业为获取更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等自发地向内陆迁移,原本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地方,对外出的劳动力形成了“截流”。

作为用工企业,上述状况是无法去进行改变的。参照目前市场的情况,笔者认为制造型企业可以通过以下途径缓解批量的用人需求。首先,根据企业传统淡旺季规律和近期订单情况,提前制定人力需求规划,设置招聘补贴金额。其次,选择规模大、品牌知名度高的人力资源合作伙伴,保证劳动力的供应及其相对的稳定性。再次,对于企业某些可以外包流程/环节,梳理后进行外包,有第三方外包机构对结果负责,同时避免用工纠纷和风险,提高灵活度。最后,做好员工服务,增强员工满意度,从而达到降低离职率的目的。

挑战二:劳动力成本显著上升

2014年初,国家统计局对上海178家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企业调查发现,制造企业劳动力成本上涨是阻碍制造企业的发展重要原因。调查中,有超过80%受访企业反映用工贵,86%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及60%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均表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企业面临的最主要困难。一方面是企业认为用工贵,另一方面是员工认为工资低,因此出现了供需失衡、供需错位的双重矛盾,导致企业和员工两头受损,而最终损失最大的还是企业,致使制造企业或搬离,或走向衰落,或倒闭。

根据数据显示,1993年至2014年的20多年间,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了867%,社平工资上升了1069%。社保上限和下限分别提升了2122%和1419%。而劳动生产率却没有相应幅度的提升,给企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负担。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发展中,各项资源成本上升、实际通货膨胀所造成的。

企业面对显著上升的劳动力成本,除了实时根据市场情况调整薪资外,似乎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笔者认为,企业可以考虑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深挖,对内优化流程并导入精益劳动管理。此外,也可以对某些非核心岗位梳理后,进行外包,由外包机构负责效率的达成,最终降本增效,达到最佳性价比。

挑战三:劳务派遣超比例严重 用工模式调整时间紧迫

2000年左右,外资企业尤其是日本、韩国和欧美企业,纷纷把国外已经使用多年的或几十年的“员工租赁”或“劳务协作”等劳务派遣用工方式应用到中国,使得劳务派遣应用越来约广,数量越来越大。根据数据显示,除了国企和事业单位外,制造业使用劳务派遣比例的情况也较为普遍且比例较高。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长、珠三角大型外资、民营制造业企业。制造业普遍使用劳务派遣工比例都超过40%,某些企业使用劳务派遣的比例甚至超过80%。而根据2014年3月1日施行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使用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因此,劳务派遣在制造业的使用比例超额严重。

面对派遣调整的两年过渡期,在降比例过程中,有多少企业能够完全在派遣“两年过渡期”内无风险地落实到位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其次,有一些企业采用“假外包,真派遣”的形式试图规避法律和用工风险。殊不知,这样的操作很有可能在劳动主管部门执法力度加大时被查处,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笔者建议企业人力资源和生产部门应该联合现有人力资源供应商对企业岗位与流程进行梳理,无论是选择转正还是外包,或者是继续派遣,都应该盘点清楚。此外,加大对人力资源服务商和外包供应商的筛选,尽量选择实力强、品牌效应好的企业,这样有利于企业用工风险的规避。

挑战四:自动化程度不高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统计,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工业机器人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2012年全球工业机器人装机量超过120万台,而中国装机量接近10万台,仅占全球总装机量的8%。2012年,中国每万名产业工人所拥有的工业机器人数量仅为25,远低于日本的339、韩国的347、德国的250,不足国际平均水平58的二分之一。数据表明,中国制造业自动化程度尚处于较低水平,距制造业强国尚有约10倍的增长空间。

企业为降低人力成本,方便管理,提高产品质量,自动化设备成了制造企业的必然选择,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内制造业提高自动化的例子越来越热。富士康就是因为不堪劳动力快速上涨的压力,提出“百万机器人“计划。而各地政府部门,也在加紧扶持工业自动化产业。东莞市经信局最新统计显示,目前东莞已经聚集了200多家与机器人相关的企业,其中拥有专利的超过四成。2013年工业机器人产业总产值约14.53亿人民币,整个智能装备产业产值则达200多亿,工业机器人产业已经在东莞崛起。另报告显示,全球工业自动化设备市场(IAE)持续增长,到2015年将超过2000亿美元。工业自动化设备进入快速增长期,企业将凭借技术优势代替正在消失的人口红利,从而加速制造业在全球范围的发展。

在滚滚的工业自动化浪潮下,类似富士康等大企业会是真正的弄潮儿。对于广大制造业企业来说,因行业不同,所处的链不同,工业自动化的应用没有经验可循。或许,这需要行业层面的推动,才能水到渠成。而企业在这方面能做的,可能只是可行性研究分析和战略规划的制定。

英格玛人力资源集团

TEL:400-113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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