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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西迁中的劳动力陷阱
2013-08-14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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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升级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大量制造型企业正陆续将工厂从劳动力成本高昂的沿海地区迁入中西部地区,为新一轮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腾出发展空间,加速推进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然而,与此同时,诸如“某知名制造企业工厂回迁”的消息也不时见诸报端。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这种“不可思议”现象的发生呢?
 
每个企业在决定其工厂是否内迁之前,都会做专业、详细的可行性分析,会全盘考虑西迁的利与弊。一般说来,利
的方面主要在于中西部地区用地成本较低,靠近原材料产地,税收优惠和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不利的方面在于出口运
输成本高昂,供应链不完善以及不可预计的政府灰色成本等。本文仅从劳动力成本这一生产要素讨论沿海与中西部地
区的差别以及其对制造业西迁的影响。
每个企业在决定其工厂是否内迁之前,都会做专业、详细的可行性分析,会全盘考虑西迁的利与弊。一般说来,利的方面主要在于中西部地区用地成本较低,靠近原材料产地,税收优惠和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不利的方面在于出口运输成本高昂,供应链不完善以及不可预计的政府灰色成本等。本文仅从劳动力成本这一生产要素讨论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差别以及其对制造业西迁的影响。
 
劳动力成本总体上分为两类: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先来看显性成本,我们从东部和西部分别取一个代表城市:上海和重庆作为例子。假定上海制造业工基本人工资为3500元/月,重庆同一岗位的工人基本工资为2500元/月。其显性成本的计算比较简单,即基本工资加上公司在社保及公积金上的支出。可以看出,每名重庆工人的显性成本比上海低1505元,约为30%。实际上,这也是大多数制造型企业在西迁可行性分析报告中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重要依据。而企业往往忽视或未能详细考虑的正是劳动力的隐性成本。
 
第一,生产效率的差别同样一条生产线,在上海工厂平均需要8人,而在重庆则需要10人。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较晚,大量原本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刚刚成为产业工人,对机器设备的熟练程度和产线其他工人的配合程度以及对生产安排的理解程度均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另一方面,西部地区总体生活节奏较慢,生存压力相对较小,工人主动快速提高自身技能的意识比较薄弱。这两方面的原因不仅使企业需要多雇佣工人,生产效率的低下也会造成频繁改动企业生产计,从而产生更大的间接成本。
 
第二,产业工人流动率的差相对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产业工人流动率较高。首先,上海的制造业分工较为明确,生产不同产品的工厂对产业工人的技能要求往往有较大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工人的频繁跳槽。而西部地区产业化刚刚起步,工人甚至可能从电子元件工厂跳槽到制鞋工厂——只要后者能提供更高的工资。其次,大量制造工厂同一时期向西部转移客观上也增加了工人的选择空间,对所在工厂如有不满,或者工资涨幅未达预期,则总是能找到新东家。另外,东部地区长时间形成严格细致的管理制度也让不少工人在短时间难以适应,认为工厂限制了自己的自由,有一种被约束感,最近富士康在中部某城市的群体斗殴事件就是一个明显例证。而上海等东部城市因为产业化时间较长,工人已经习惯并接受现代制造业在技能分工、现场管理、计件或计时工资计算等方面的各种理念,较少因为上述原因而随意更换工作。较高的人员流动率使得企业在技能培训、排班管理、经营管理等各方面投入的成本快速上升。更加隐蔽的是即使不跳槽的工人也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消极怠工,从而造成产品质量的下降及次品率的上升。
 
第三,假期成本的差别总体来看,西部地区工人的各类假期要比东部要长。例如晚婚假,上海、北京、天津等东部城市法定只有7天,而在重庆这一数字为10天,安徽、四川、山西甚至高达20天。类似的数字也体现在探亲假等其他假期上。这些数字从一个侧面表明东西部就业人员对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取舍是不一样的,西部地区往往把人情、社会交往放在第一位。如上海某制造企业发现在成都的工厂事假的比例明显高于上海本地,在“是否因出席亲友婚礼而请假”这一事例中,成都员工大多选择请假,而上海员工则倾向于工作。笔者因公曾在成都天府软件园出差过,一到下班时间(甚至未到)90%的员工马上离开公司,致使计划下午6点和上海分公司的电话会议被迫取消。拥有较长受教育年限员工的IT行业尚且如此,对刚加入产业工人队伍的中西部工人来说,这种取舍更加显而易见。
 
总而言之,无论是生产率、人员流动率、假期成本,或者较长的培训时间和较低的出勤率,劳动力隐性成本都成为企业内迁之前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而所有这些差别,归根结底是西部大规模制造业活动起步较晚,工人尚处于从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的过渡阶段所引起的。从定性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东部地区在上文提及的生产率、人员流动率、培训、假期和出勤率等劳动力隐性成本方面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均有明显优势。
 
如果我们仍然以上海制造业工基本人工资3500元/月,重庆同工人基本工资为2500元/月这一假定试计算差额。粗略计算表明,每名重庆工人的隐性成本比上海高1475元。这个数字基本上抵消了中节省的显性成本1505元。更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只计算了隐性成本中可量化的部分,而由此衍生的间接损失如产品质量低下、次品率较高、频繁的迟到早退、无效加班、产线中不同工序的对接以及由此带来的各项人事管理成本的增加并不在此列。
 
从国家层面来看,产业转移以及制造业内迁从中长期来看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同一时间点的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显性成本都会低于东部地区。但从短期来看,中西部地区因为劳动力隐性成本而存在的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东部沿海企业如未能在内迁之前仔细考虑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成本,则极有可能做出错误决策。另一方面,企业在迁入后发现严重的隐性成本问题后草率决定回迁也是不明智的,正所谓“亡羊补牢,犹未迟也”,只要有针对性地将劳动力中存在的各项隐性成本显性化、可视化、集中化地管理起来,仍然能在一段时间后达到降低劳动力成本这一目标。
 
笔者建议东部企业以制造业内迁及新厂建设为契机,重新全方位地考虑实施精益化的劳动力管理,有效地管理隐性成本,在劳动力管理层面实现和沿海工厂的接轨,真正做到对劳动力管理的可视化、集中化、标准化。
总而言之,无论是生产率、人员流动率、假期成本,或者较长的培训时间和较低的出勤率,劳动力隐性成本都成为企
业内迁之前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而所有这些差别,归根结底是西部大规模制造业活动起步较晚,工人尚处于从农业文
化向工业文化的过渡阶段所引起的。从定性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东部地区在上文提及的生产率、人员流动率、培训、
假期和出勤率等劳动力隐性成本方面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均有明显优势。
第三,假期成本的差别总体来看,西部地区工人的各类假期要比东部要长。例如晚婚假,上海、北京、天津等东部
城市法定只有7天,而在重庆这一数字为10天,安徽、四川、山西甚至高达20天。类似的数字也体现在探亲假等其他假期
上。这些数字从一个侧面表明东西部就业人员对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取舍是不一样的,西部地区往往把人情、社会交往放
在第一位。如上海某制造企业发现在成都的工厂事假的比例明显高于上海本地,在“是否因出席亲友婚礼而请假”这一事
例中,成都员工大多选择请假,而上海员工则倾向于工作。笔者因公曾在成都天府软件园出差过,一到下班时间(甚至
未到)90%的员工马上离开公司,致使计划下午6点和上海分公司的电话会议被迫取消。拥有较长受教育年限员工的IT
行业尚且如此,对刚加入产业工人队伍的中西部工人来说,这种取舍更加显而易见。
第二,产业工人流动率的差相对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产业工人流动率较高。首先,上海的制造业分工较为明
确,生产不同产品的工厂对产业工人的技能要求往往有较大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工人的频繁跳槽。而西部地
区产业化刚刚起步,工人甚至可能从电子元件工厂跳槽到制鞋工厂——只要后者能提供更高的工资。其次,大量制造
工厂同一时期向西部转移客观上也增加了工人的选择空间,对所在工厂如有不满,或者工资涨幅未达预期,则总是能
找到新东家。另外,东部地区长时间形成严格细致的管理制度也让不少工人在短时间难以适应,认为工厂限制了自己
的自由,有一种被约束感,最近富士康在中部某城市的群体斗殴事件就是一个明显例证。而上海等东部城市因为产业
化时间较长,工人已经习惯并接受现代制造业在技能分工、现场管理、计件或计时工资计算等方面的各种理念,较少
~ 2 ~
因为上述原因而随意更换工作。较高的人员流动率使得企业在技能培训、排班管理、经营管理等各方面投入的成本快速
上升。更加隐蔽的是即使不跳槽的工人也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消极怠工,从而造成产品质量的下降及次品率的上升。
第一,生产效率的差别同样一条生产线,在上海工厂平均需要8人,而在重庆则需要10人。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西部
地区工业化较晚,大量原本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刚刚成为产业工人,对机器设备的熟练程度和产线其他工人的配合程
度以及对生产安排的理解程度均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另一方面,西部地区总体生活节奏较慢,生存压力相对较小,
工人主动快速提高自身技能的意识比较薄弱。这两方面的原因不仅使企业需要多雇佣工人,生产效率的低下也会造成
频繁改动企业生产计,从而产生更大的间接成本。
每个企业在决定其工厂是否内迁之前,都会做专业、详细的可行性分析,会全盘考虑西迁的利与弊。一般说来,利
的方面主要在于中西部地区用地成本较低,靠近原材料产地,税收优惠和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不利的方面在于出口运
输成本高昂,供应链不完善以及不可预计的政府灰色成本等。本文仅从劳动力成本这一生产要素讨论沿海与中西部地
区的差别以及其对制造业西迁的影响。
劳动力成本总体上分为两类: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先来看显性成本,我们从东部和西部分别取一个代表城市:上
海和重庆作为例子。假定上海制造业工基本人工资为3500元/月,重庆同一岗位的工人基本工资为2500元/月。其显性
成本的计算比较简单,即基本工资加上公司在社保及公积金上的支出。可以看出,每名重庆工人的显性成本比上海低
1505元,约为30%。实际上,这也是大多数制造型企业在西迁可行性分析报告中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重要依据。而企业往
往忽视或未能详细考虑的正是劳动力的隐性成本。
第一,生产效率的差别同样一条生产线,在上海工厂平均需要8人,而在重庆则需要10人。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西部
地区工业化较晚,大量原本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刚刚成为产业工人,对机器设备的熟练程度和产线其他工人的配合程
度以及对生产安排的理解程度均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另一方面,西部地区总体生活节奏较慢,生存压力相对较小,
工人主动快速提高自身技能的意识比较薄弱。这两方面的原因不仅使企业需要多雇佣工人,生产效率的低下也会造成
频繁改动企业生产计,从而产生更大的间接成本。
第二,产业工人流动率的差相对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产业工人流动率较高。首先,上海的制造业分工较为明
确,生产不同产品的工厂对产业工人的技能要求往往有较大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工人的频繁跳槽。而西部地
区产业化刚刚起步,工人甚至可能从电子元件工厂跳槽到制鞋工厂——只要后者能提供更高的工资。其次,大量制造
工厂同一时期向西部转移客观上也增加了工人的选择空间,对所在工厂如有不满,或者工资涨幅未达预期,则总是能
找到新东家。另外,东部地区长时间形成严格细致的管理制度也让不少工人在短时间难以适应,认为工厂限制了自己
的自由,有一种被约束感,最近富士康在中部某城市的群体斗殴事件就是一个明显例证。而上海等东部城市因为产业
化时间较长,工人已经习惯并接受现代制造业在技能分工、现场管理、计件或计时工资计算等方面的各种理念,较少
~ 2 ~
因为上述原因而随意更换工作。较高的人员流动率使得企业在技能培训、排班管理、经营管理等各方面投入的成本快速
上升。更加隐蔽的是即使不跳槽的工人也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消极怠工,从而造成产品质量的下降及次品率的上升。
第三,假期成本的差别总体来看,西部地区工人的各类假期要比东部要长。例如晚婚假,上海、北京、天津等东部
城市法定只有7天,而在重庆这一数字为10天,安徽、四川、山西甚至高达20天。类似的数字也体现在探亲假等其他假期
上。这些数字从一个侧面表明东西部就业人员对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取舍是不一样的,西部地区往往把人情、社会交往放
在第一位。如上海某制造企业发现在成都的工厂事假的比例明显高于上海本地,在“是否因出席亲友婚礼而请假”这一事
例中,成都员工大多选择请假,而上海员工则倾向于工作。笔者因公曾在成都天府软件园出差过,一到下班时间(甚至
未到)90%的员工马上离开公司,致使计划下午6点和上海分公司的电话会议被迫取消。拥有较长受教育年限员工的IT
行业尚且如此,对刚加入产业工人队伍的中西部工人来说,这种取舍更加显而易见。
总而言之,无论是生产率、人员流动率、假期成本,或者较长的培训时间和较低的出勤率,劳动力隐性成本都成为企
业内迁之前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而所有这些差别,归根结底是西部大规模制造业活动起步较晚,工人尚处于从农业文
化向工业文化的过渡阶段所引起的。从定性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东部地区在上文提及的生产率、人员流动率、培训、
假期和出勤率等劳动力隐性成本方面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均有明显优势。
如果我们仍然以上海制造业工基本人工资3500元/月,重庆同工人基本工资为2500元/月这一假定试计算差额。粗略计
算表明,每名重庆工人的隐性成本比上海高1475元。这个数字基本上抵消了中节省的显性成本1505元。更值得注意的
是,以上只计算了隐性成本中可量化的部分,而由此衍生的间接损失如产品质量低下、次品率较高、频繁的迟到早退、
无效加班、产线中不同工序的对接以及由此带来的各项人事管理成本的增加并不在此列。
从国家层面来看,产业转移以及制造业内迁从中长期来看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同一时间点的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显性成本都会低于东部地区。但从短期来看,中西部地区因为劳动力隐性成本而存
在的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东部沿海企业如未能在内迁之前仔细考虑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成本,则极有可能做出
错误决策。另一方面,企业在迁入后发现严重的隐性成本问题后草率决定回迁也是不明智的,正所谓“亡羊补牢,犹未
迟也”,只要有针对性地将劳动力中存在的各项隐性成本显性化、可视化、集中化地管理起来,仍然能在一段时间后达
到降低劳动力成本这一目标。
笔者建议东部企业以制造业内迁及新厂建设为契机,重新全方位地考虑实施精益化的劳动力管理,有效地管理隐性成
本,在劳动力管理层面实现和沿海工厂的接轨,真正做到对劳动力管理的可视化、集中化、标准化。
成了这种“不可思议”现象的发生呢?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升级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大量制造型企业正陆续将工厂从劳动
力成本高昂的沿海地区迁入中西部地区,为新一轮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腾出发展空间,加速推进沿海地区产业结构
的升级换代。然而,与此同时,诸如“某知名制造企业工厂回迁”的消息也不时见诸报端。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
成了这种“不可思议”现象的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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