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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之软肋何在?
2008-01-25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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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确实在改变着我们的世界,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自身仍面对着多重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均已损害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并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劳动力市场问题严重地桎梏中国经济发展。此外,我们还须铭记“对横跨几十年的直线趋势预测须慎之又慎”这个真理,因为这种预测几乎没有应验的21。这个真理将同样适用于中国。我们必须撇开中国表面上的无与伦比之处和那些外界对中国非理性的恐惧,并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在今后十年中的发展结果做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
 
 
 
首先,中国尚须完成大规模经济转型。此经济转型包含从封闭式、由国家操纵的经济模式到更为开放、由市场起主导作用的经济模式的转型和从过于依赖第一产业到以工业和(日益增长的)服务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转型。与此同时,大规模经济转型还带来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和规模空前的劳动力迁移。很少业外人士会知道,中国的服务业已于10年前取代了工业成为提供就业机会最多的产业。在2006年中国服务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占全部就业机会的1/3,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占1/4。在就业机会的增长方面,服务业将继续领跑。10年后,在中国将有40% 以上的劳动者从业于服务行业22,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附加价值”比例的增幅甚至高于其提供的就业机会所占比例的增幅。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预计23,当中国个人收入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时,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例将从今天的37%上升至55%。而届时工业所占比例将从今天的1/2降低至仅1/3。
 
其次,中国地区之间的天壤之别:基于地域、规模和多样性等因素,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挑战的规模不容低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内陆农村地区(特别是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发展程度的巨大差异更迫使我们去面对多个有着天壤之别的劳动力市场,而不是一个一体的国家劳动力市场。上海绚丽的风景线所象征的前沿科技和21世纪的进步与东北地区黑龙江省的传统重工业或西北“丝绸之路”省份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各省份之间,国有企业相对于日益上升的私营经济的地位也有着巨大的差别。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从上海到深圳,经济增长得益于“特别经济区”的身份和更加灵活的调控手段,速度令人叹为观止。然而,绝大多数内陆地区缺乏这种吸引投资的利器。所以,国有企业在以重工业为主的东北地区仍占有主导地位,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自然也要逊色很多。这种地区性发展差异充分地体现在经济特区的私营经济就业发展情况和各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性的巨大差别。在新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工资水平以及“现代”、“进步”的形象的吸引下,内陆地区的劳动力(特别是来自以农业为主地区的劳动力)为了寻找他们的机会而迁移到了东南沿海地区或者北京。30年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8%,而今天却已占到了45%。
 
第三,中国的贫富差距是所有亚洲国家中最大的。这也是过去十年中收入分配日趋不均所导致的。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全球化进程最大的受益者是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一技之长的人。自2000年以来,城市家庭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比收入垫底的10%的家庭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快5倍(而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更为严重)。这是由高素质劳动力工资与低素质劳动力工资相比增长更快所导致的。另外,劳动者不是生产力水平提高最大的受益者。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98年的53%降低到2005年的41%24。对未来威胁最为严重的是,与中国快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相比,就业机会的增长相对缓慢25。这也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中国城市地区失业率大概为10% 至15%, 拥有7亿多人口的农村地区的失业率最高达30%(中国过半数的人口为农村人口)。到2015年,中国必须创造出1亿以上的新就业机会,以吸收因经济转型而失业的劳动力、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和新生劳动力。目前,社会保障水准仍旧很低,并且仅有一小部分的人拥有这种保障。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口以及很多从业于私营经济的劳动者(尽管此人数在增长)26均不享受社会保障。所以,政府部门把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作为自己的当务之急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虽然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要较印度严重,但是中国最贫困的人群参与经济增长的程度和其现有的购买力均是印度对等人群所无法望其项背的27。中国的就业机会(工厂、商店、酒店等)与发达国家相比,更倾向于劳动密集型,把数千万人口从窘迫的生活中解救出来,这对中国完成规模空前的降低绝对贫困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40%的农村家庭收入是由2亿迁移至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寄回至农村的。入城谋生的农民劳动力还在以每年400万的速度递增。
 
第四,中国正面临着短至中期性的经济失衡,特别是通货膨胀压力。2007年8月,在国内食品价格和石油等进口原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下,通货膨胀率达到了6.5%,创十年新高28。由于动物病疫削减了市场供应,猪肉和其他肉类的价格比去年高出49%。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高能耗型经济导致了结构性油价压力。作为最大的石油输入国之一,中国的每单位GDP所需能源比美国高出3.5倍(印度高出美国2.7倍),而此差距仍在拉大29。由于过量的流动资金,中国面临严重的资产价格膨胀(例如房产、股票和土地的价格)。无论根源何在,通货膨胀导致了更高的利率,造成了工资成本压力。中国的工资上涨速度比其他亚洲低工资国家要快2至3倍。一些尚待核实的证据好像表明,中国主要就业区的工资上涨一部分是因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更主要是因为更高的单位工资。

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与欧洲30、北美和日本的趋势相同,中国的劳动力正在快速老龄化。而其他亚洲大国却不存在这个趋势(例如印度、巴基斯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人口结构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的主要因素。从现在至2015年这个期间(请见下表)31中国劳动力增长率将保持在5% 以下,届时中国将有1/3的人口超过50岁(而届时印度60%的人口低于30岁)32。中国的“抚养比率”,即老年人和儿童占人口总数的比率,将因为独生子女政策而在2015年后快速增长

中国年龄介于20岁至24岁之间的劳动力总数将在2020年后开始下降。因为进入大学读书的人数在增加,可供雇佣的年轻劳动力已经出现萎缩。中国和欧洲一样,在今后的10到30年中,将会面临大规模经验丰富的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加入企业的年轻人会进一步减少,而失业的低素质劳动力人数却居高不下。这将为中国造成额外的财政负担(评论家已经在讨论中国在几十年后就会出现养老金赤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于2009年将会出现农村劳动力匮乏问题。现在在很多农村地区已经出现了壮劳力短缺现象。用人单位也在调整他们的要求,并开始雇佣三十岁出头的劳动者(以前,这一年龄段的劳动者很少去工厂从事单调的工作),但尚未开始雇佣40岁以上的劳动者。人口年龄结构的现实将会促使观念逐渐发生转变34。中国经济面临的所有问题当中,日趋凸现的高素质人才短缺问题已经导致了严重的吸引和保留人才难的现象,成为极度困扰中国及外国企业的刻不容缓的问题。中国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外国及国内公司的成功以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一个运转良好的劳动力市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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