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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事件的启示—中国优化经济增长结构刻不容缓
2010-07-19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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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涛
科大商学院副院长及管理学讲座教授

 

由深圳富士康事件,到广州本田车厂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接连的风波,不仅显露了中国低劳动成本的优势,已经出现了变化,更重要的讯息,是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如今也到了一个变动的临界点,事态的发展很值得关注。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从一九七八年底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和开放路线后,中国经济慢慢起飞。在改革初期,「来料加工」等所谓「三来一补」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变革的动力和起点。经过三十年的转折和发展,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产品输往世界各地,无远弗届。

低劳动成本非长远之策

中国制造产品之所以营销世界,竞争力强大,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充分利用了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但富士康事件和接连爆发的工潮,的确凸显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即过去这种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不可能长远维持,如今已到了改变的关键点上。事实上,投资、出口和消费被称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若过于依赖出口,当中更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作为竞争优势,显然并非长远之策。

可以说,资源消耗、环境承载、土地资源制约,加上人口的重负,也使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今年以来,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又先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逾百分之十,在这种形势变化下,低端制造业受到淘汰,也是必然的趋势。换言之,产业的升级已经到了如箭在弦,不得不发的地步。

从组织管理的角度看,有条不紊的推动,是成败关键的步骤。从相关的统计资料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其中消费需求一环最弱。事实上,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外部需求的动力不断增加,使出口持续增长。然而,外部需求增长的动力,却又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一旦中国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受到削弱,亦即劳动成本上升,势必影响出口,从而削弱外部需求增长的动力,进而限制了国内劳动力收入增长的空间。怎么办?的确是一个不容易处理的问题。

调整出口生产结构不容延宕

从解决这个难题入手,我们可以考虑,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以提升出口产品的结构作为改革起点和基础。道理很清楚,当出口的生产结构得以提升,整体出口产业的附加值也可以增加,提升行业的经济效益,从而使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有所增加也得到确保,此举既可维持内部的消费动力,亦可保持出口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因此可以说,产业的升级和技术创新,是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

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谢勒(F. M.Scherer)曾担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长期从事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他曾利用大量的数据,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动力。据他的分析,无论是跨行业,还是在同一企业内,单位劳动时间的产出量的增长率,即生产力增长,跟花在研究和开发上资金的密集度密切相关。 反过来看,缺乏创新,生产力增长将无以为继(参见F.M. Scherer, New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一书的论述)。事实上,要诱发创新,企业追求生产力和利润增长,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上月底,中国政府公布了《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其中一项重点,是「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意见》要求,进一步消除制约民间投资的制度性障碍,支持民间资本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有效激发市场投资活力。

须大力释放民间投资活力

很明显,刺激民间资金和私人企业的投资活力,也是筑构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因此,在目前的发展形势下,第一、提升出口产品的生产结构,作为改革经济增长结构的起点和基础,是当务优先之举,理由在上文已扼要讲述;第二、加强民间投资的活力,让企业家有发挥创新思维的空间,也是十分重要的政策。可以说,把出口产品的生产结构升级,并且激活民间和企业的投资活力,是中国优化经济增长结构的必由之路。

要优化出口结构,激发产业成功升级的关键,显然在于人力资源。换言之,如何把人力资源从「廉价」低端技术性质,提升其「附加值」,亦即由「量」向「质」的范式转移,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从富士康到本田事件,所显露最重要的讯息是,三十年改革所取得成效的模式,如今随着发展变化而无法再行之有效,永续不衰。若不从生产结构和增长范式的长远角度考虑,及早部署和应变,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便会面对「断链」的危机。

当代经济增长的理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认识到有形资本并不是生产中所使用的唯一资本,而人力资本在推动经济增长所发挥的力量,日益重要。只要看美国微软、谷歌等企业所缔造的产值,就不难理解,人力资源在新经济中的作用和贡献。据谢勒对美国的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九十年代初更出现倒退现象,主要原因,是研究和开发的能力有所削弱,当中研发费用相对国民生产总值,呈现下降。按谢勒统计,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零年,平均增长速度是百分之六点三;七零年代是百分之三点七五;八十年代是百分之五点二七;九十年代前六年为百分之三点。但无论如何,创新激发需求,推动增长,而人力资源则是创新的泉源,已是「不争」的结论。

人力资本是增长动力泉源

在此,我们不妨看一看中国在人力资源投入方面的情况。6月6日中国政府公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二零一二年,财政性教育经费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之四。此外,纲要更具体提出:人才资源总量从现在的1.14亿人,增加到二零二零的1.8亿人,增长58%,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照目前中国大学毕业人口约一亿人计,未来十年,以每年毕业生700万计算,到二零二零年达到1.8亿人的目标,并不困难。但问题是「量」与「质」并不等同,这一点必须注意。根据纲要,到2020年,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总量要达到约4万人;在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海洋、能源资源等领域,培养开发急需紧缺专门人才500多万人;在教育、政法、宣传思想文化、医药卫生、防灾减灾等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培养开发急需紧缺专门人才800多万人。可以说这份网要无疑为未来二十年的人才培训,定出了一个蓝图。

激发技术创新无人才不行

然而,人才和创新,是一个全面和多层次的培育过程,而两者的相互因果关系,并非简单的数量问题。据国内智囊机构「长策智库」的一份《走向有管理的竞争──中国新教育体制改革论纲》引述OCED国家的统计,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七年公共教育经费用于中小学的比例,在66.0%至69.1%之间。中国约在62.3%至64.4%之间,低于OCED国家的水平。至于公共教育经费用于高等教育的比例,OCED国家一般为23.1%至64.4%之间。中国的比重则为19.9%至22.8%之间,虽然稍为低于OCED国家,但相比投放到中小学的比例,差异还是不很大,反映中国政府相对重视高等教育。但反过来看,中国在非高等教育的基础教育投放,显然有不足的地方,这一点显然有需要改善之处,因为教育本身是一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过程,人才的来源,是从基干开始,若基本中小教育投放不足,人才的来源便受到一定的局限。


可以说,由富士康及本田车厂罢工所引发的工人加薪浪潮,不仅发出了中国劳动成本上升势头的强烈信号,更重要一点,是突出了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的迫切性。过去三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出口竞争优势,取得了经济起飞的基础;在基础建设和城镇化的投入中,也可确保了经济高速增长,但面对未来的发展,在国际竞争和国际保护主义的阴霾下,加上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逐渐消失,若无法把产业升级,优化人力资源,积累持续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活力,中国未来靠什么去驱动经济增长?刺激消费强化内需,但如果无法维持就业和劳动力收入增长,刺激内需最终会化为幻影。

因此,当务之急,是把出口产业升级,提高出口品的附加值,一则确保整体的出口竞争力,与此同时也可以确保相关产业劳动力的收入增长,使刺激内需不致成为「空中楼阁」,无法营建基础。另一方面,透过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孕育经济发展的创新能力,双管齐下,以「两条腿走路」,才能及时并到位调整好投资、出口和消费的增长「三头马车」。事实上,社会和经济的进步,同样是「不进则退」。如今时间紧逼,优化增长和人力资源结构,其实已是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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